Domus 对话
对话13
王辉，梁井宇，刘延川，卢永毅，朱涛
Wang Hui, Liang Jingyu, Liu Yanchuan, Lu Yongyi, Zhu Tao
建构学的建筑与文化期盼
——关于《建构文化研究》的对话的对话
Tectonics, architecture and culture: a dialogue on the dialogue on STUDIES IN TECTONIC CULTURE
时间_2007年11月至12月
编辑_秦蕾
肯尼思·弗兰普顿著作《建构文化研究》中译本历时两年多终于与读者见面。 “对话”栏目，特意邀请中文版译者、同济大学教授王骏阳，及南京大学教授赵辰、香港大学助理教授朱涛在清华大学进行了一次现场讨论，并将主要内容刊载于本刊017期（2007年12月号），随后又邀请若干位建筑师、学者就此话题展开一轮“关于对话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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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蕾发来的Domus的对话稿，将刊于08年1月的DOMUS中文版上。以下是我谈的内容（全文请见新出的刊物）：
梁井宇
首先，我同意朱涛的看法，建构学包括了建筑的本体和它的“真实”再现。但是我怀疑这种把本体和再现看作是一种辩证关系的说法。因为这还是一种理性主义的解读。我怀疑真实地表达结构，而且要表达的清晰有力，或者蕴含诗意是否真正可能？相信这是可能的人，就会相信密斯对风格不感兴趣的话，认为他真的是投入了全部的精力去研究建造，然后根据结构的需要，真实地反映出建筑自然该有的面貌，相信这种“真实的再现”没有受到个人风格、审美倾向、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等等的干扰。不相信的人会怀疑密斯说的不全是真话。认为他的柱子截面有问题，甚至一些深入研究发现，许多迹象指明密斯并不是完全在依据建造的合理性在建造，这时他选择这种柱截面形式还是那种柱截面形式的依据是什么？只能是一种个人偏好，还是风格！——做出这样判断的人倾向于认为任何有关“真实的再现”的企图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再现本体一定会附加上设计者的个人、和他所处的社会和意识领域的烙印。不管有意还是无意。
这其实是一个对现代性的质疑问题。现代主义主张的就是一种理性的普遍性，建筑学里的结构理性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主义思维，具体表现就是相信技术。梁思成对中国古代，特别是唐代木结构的钟情和喜爱未必是一种寻找民族自信心的自觉，倒更像是一个结构理性主义者，看到了完美的木结构建造技术后，对技术伟大的赞叹。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这种结构理性主义精神从来在中国就没有多大的生存机会，梁思成也不是一个坚定的理性主义者，他的转变更像是一种早期的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过渡。而现代性仿佛在中国从未真正发生过，就过渡到了更加多样与矛盾的后现代主义世界。在后结构主义里的本体，也就是拉康的“实在界”是抵抗“符号化”的，即“再现”是不可能的。快感才是真正的“原质”，而核心就是不可能性，符号所指的一切，也就是建构的再现，只不过是是围绕这种不可能性结构搭建起来的外围的网络。而这种后结构主义对待认知的态度，我认为似乎是更符合自古以来的中国人骨子里所固有的一种天性。所以当它一到来就被广泛接受了。后现代主义建筑在西方盛行之前，梁思成主张和建设的混凝土大屋顶不就是一种后现代主义建筑么？
所以，在对现代主义进行重新反思的今天，一方面我认为，抛开意识形态影响的建构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对这种不可能的建构的追求又有绝对必要性，它作为一种学科精神，可以去微弱地抵抗或纯化一下政治视觉化、市场娱乐化、文化庸俗化和全球均质化条件下，建筑学所遭受到的无法避免的污染。因为从文丘里开始，再到库哈斯，他们两次对建构学的价值观都进行了间接但非常有效的瓦解，理性主义的建构学价值观事实上已经衰败了。所以，也许对建构学的研究还应该着力于在今日环境下，去寻找建构学的新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