侘寂与怪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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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京都修学院离宫游后感

梁井宇

一个时代兴起的美学价值观往往起源于有影响力的少数人。

在日本足利义政时代,也就是茶从中国传到日本之后的几百年,日本茶道出现了一位重要的人物─千利休(1522-1591),他几乎凭借一己力量,改变了整个日本茶道美学追随中国华丽茶具的传统,创造了一种纯日本的,遵从简朴清寂的茶道美学,即“侘寂(wabi-sabi)”。 日语“侘寂”描绘的是一种残缺之美,即不完善的、不圆满的、不恒久的宣扬朴素、静寂、谦虚与自然的美学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源自佛法“三法印(一、诸行无常、二、诸法无我,三、涅盘寂静) ”,特别是其中有关“无常”的世界观。 “Wabi-sabi 同佛教中的智慧一样,可意会不可言传,wabi 是在简洁安静中融入质朴的美(比如竹子、稻草、泥土、石头中的图案),sabi 指时间的光泽,比如一件物品在使用中提升了它的价值和美。Leonard Koren 在介绍 Wabi-sabi 有一段话,将之概况为:削减到本质,但不要剥离它的韵,保持干净纯洁但不要剥夺生命力”(1)。茶道宗师千利休将“侘寂”引入茶道,并利用自己作为丰臣秀吉亲信的地位,在短短20年将这种美学思想广为传播(2)。虽然他的这种朴素的“草庵茶室”美学观与丰臣秀吉爱好奢华的“黄金茶室”美学观并不相容,并据说由此最终导致被丰臣秀吉逼迫而切腹自尽,但是今天我们看来,却是千利休的美学,而不是丰臣秀吉所谓官方的审美趣味,极大地影响到日本的茶室建筑以及园林设计,甚至还包括皇家园林审美趣味。千利休死后60年,幕府政府为后水尾上皇在京都修建修学院离宫,其中有三座茶屋,虽是皇室建筑,却几乎见不到贵族气质的装饰。从建筑的朴实材料的使用,和将观看周围自然景观作为主要功能的意图来看,都可以感受到这种“侘寂”美学观对日本茶室建筑的深刻影响力。


不仅仅局限于建筑,这种美学观也渗透于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最生动和直观的一个例子发生在明治时期的日本文学家夏目漱石(1867-1916)身上,夏目自幼喜欢汉学,名字“漱石”亦是来源于唐代《晋书》的“漱石枕流”的典故。英国作家艾伦·狄波顿(Alain de Botton)在他的近作《幸福建筑(The Architecture of Happiness)》中引述了这位日本作家在1900年造访英国时,当地人对他所觉得美丽的事物竟然不为所动的事的惊讶反应:“有一次,我因为邀请别人一起赏雪而遭到讪笑;另外一次我描述了日本人对月亮的感受有多么深刻,但是听我说话的人全都面露不解的表情……。我曾经受邀到苏格兰的一幢豪宅小住一段时间。有一天,主人和我在花园里散步,我突然发现树木之间的步道长满了厚厚的青苔。我赞叹说这些步道看起来非常古朴迷人,房屋主人却回答说他打算尽快找人把这些青苔全部刮掉。”(3)借助于夏目描述中的西方“他者”身份,我们作为东方人,自然可以更深刻的体会这个例子中体现出的与源自希腊美学的西方美学有着巨大差异的有东方属性的美学观。

中日虽然同属东方文化,夏目也饱读汉诗,但是这种美学观却并没有在中国近代文化中显现。熟悉中国古典文学的人也可能会认为夏目的这种美学观是受到唐诗的影响,而我更倾向于认为更多的是受到日本传统的“侘寂”美学的影响,而与唐诗意境关系较为疏远。 这一点可以通过观察深受唐诗影响,并又反复被唐宋诗词歌咏的中国造园趣味得到验证。当千利休几乎是独自一人在改变着整个日本茶道的审美趣味的时候,苏州正处在园林兴建的鼎盛时期。少数几个诗人的品味主导着这些园林的审美情趣。 这些人中特别要提到的是唐代的白居易和北宋的苏东坡等人,正是他们透过诗歌所流露出的强烈的恋石癖,致使苏州建园的这些后人对太湖石的迷恋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本来只是这些文人墨客在自己小圈子里对石头的爱好,很快成为时尚,并扩大到更大的社会范围。这种欣赏无任何实用目的、以“丑”、“怪”为美的石恋,一开始在白居易那里还可以感受到一点儿崇尚自然本身的朴素之美和残缺之美:

白居易《双石》
苍然两片石,厥状怪且丑。
俗用无所堪,时人嫌不取。
结从胚浑始,得自洞庭口。
万古遗水滨,一朝入吾手。
担舁来郡内,洗刷去泥垢。
孔黑烟痕深,罅青苔色厚。
老蛟蟠作足,古剑插为首。
忽疑天上落,不似人间有。
一可支吾琴,一可贮吾酒。
峭绝高数尺,坳泓容一斗。
五弦倚其左,一杯置其右。
洼樽酌未空,玉山颓已久。
人皆有所好,物各求其偶。
渐恐少年场,不容垂白叟。
回头问双石,能伴老夫否。
石虽不能言,许我为三友。

然而这种朴素的类似“侘寂”的审美观在白居易“发现”太湖石的“丑”和“怪”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演变,米芾后来将太湖石的上品概括为“瘦”、“皱”、“漏”、“透”的四个物理特点,而后来这些特点又由苏轼总结为一种自9世纪以来的诗歌传统中就一直隐隐存在的对“丑”的审美观─即“陋劣之中有至好也”。至此,这种巴洛克式的审美趣味已经离日本园林中的“侘寂”相去甚远了。因为造园所需的太湖石往往需要艰难的长途运输,人力的滥用使得酷爱石头的文人自身也备受道德的煎熬。然而这种风气一旦形成,却难以消除,甚至成为很长时间里官员贪污腐化的缘由。尽管先后不少知识分子比如欧阳修、杨杰、司马光等人纷纷谴责这种“石癖”,但是并没有扭转社会腐化恋石的风气,宋徽宗本人的石癖就富有许多的传奇性,因其沉湎于享乐,而最终导致了北宋的灭亡(4)。因此也可以说,要比较中日园林的不同,就不能忽略日本园林背后的“侘寂”美学精神和中国园林与唐宋诗词里的“恋物癖”美学观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几百年过去之后的今天,我们欣赏太湖石的时候已经不会受到这种历史阴影的影响,就像我们欣赏哥特教堂不会过度联想到中世纪教会的黑暗一样。但是这并不表明“侘寂”之美和“怪丑”之美的价值差异也过去了。有着这样长久以来的朴素美学观和茶室建筑传统的日本建筑师,显然可以很好的理解现代主义建筑中的形式语言。观察日本当代建筑我们总可以看到“侘寂”的痕迹,结合上文中提到的Leonard Koren所说的“削减到本质,但不要剥离它的韵,保持干净纯洁但不要剥夺生命力”的话,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代日本建筑和极简主义的相通之处了。日本当代建筑之所以既符合西方现代主义形式逻辑,又有着自己独特“日本性”的原因也在与此。回头再看中国的一个例子,在香山饭店、苏州博物馆等当代中国建筑中,贝聿铭在其园林中石头的使用似乎也没能完全摆脱中国园林传统中恋石癖的影响。可见即使是当代建筑师,审美价值观的取向也是深受不同的文化与历史背景影响的。

这种审美的差异并非不能改变。当全球化的发展导致不同文化的交融远远多过隔阂,保持地方性特色就不再能单纯地强调与“他者”的差异。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对外来文化从来就是采取鲁迅称为“拿来主义”的态度,显然,经过了一百多年现代化发展的日本并没有因为当年福泽谕吉极力主张的“脱亚论” 而完全西化,但也绝对不是萨伊德描述的东方主义的典型形象。多年来我们研究日本对自己传统的态度时,疑惑最多的就是为什么日本极力主张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却没有丢失自己的传统。显然外来文化的冲击并不是导致自身文化衰败的主要原因。对比中我们不难发现,“侘寂”的美学观比“石癖”美学要更符合现代审美道德而容易被现代人理解与推崇。所以,奇怪的不是要问日本的发展有什么特别,而是要多看看我们自己的中国文化中到底存在什么问题。

(1) 转引自网络 http://www.koomer.cn/post/89.html
(2) 见 http://ja.wikipedia.org/wiki/%E5%8D%83%E5%88%A9%E4%BC%91,及 http://baike.baidu.com/view/83734.htm 等有关“千利休”的网站介绍。
(3) 第302页,《幸福建筑(The Architecture of Happiness)》, 作者:艾伦·狄波顿(Alain de Botton),译者:陈信宏,台湾先觉出版社出版
(4) 本文关于石癖和诗歌的典故均转引自《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一书,作者:杨晓山,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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