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竹市新市学校初三学生周末在露天临时“教室”上英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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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业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多方面的威胁。面对气候、土壤的变化；植物病虫害、杀虫剂、除草剂、化肥、工业污染物的多面夹击之外，这些年来又面临新的严峻的挑战——城市化快速扩展下，农业用地不断被征用为城市用地；而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也在这种快速扩张下，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填补城市服务业新增的工作机会。于是，种植面积和种植农业人口都迅速萎缩。农业早已不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没有政府的农业补贴，农业自身根本无法存活。因为单靠卖粮食的收入，无法满足最低限的生活要求，农民种地不是为了卖粮食的钱，而是为了获得政府的补贴。更为可怕的是没有政府的强制措施，这些补贴怎么也比不上卖地的诱惑，所以暗中的、变相的农业土地被开发更加剧了可耕地的减少。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农业产品价格不断攀升，而另一方面却是农民在丧失耕种的积极性的怪圈。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我们可以用农业的可耕地同时解决种植和居住，这无疑是一场崭新的革命。假设一亩地产量不仅不减少，种植土地利用率还可以达到120%，同时还能解决接近0.5容积率的居住面积（这相当于一个以别墅和Townhouse为主的居住区密度）。这将会是怎样一个大胆而诱人的梦想？

• 这可能预示了未来城乡结合的新方式，一种全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和生态居住模式。
• 新城市——不再只是占有土地，还提供农业用地。居民通过购买或租用居住空间而支付农业。更加贴近自然，生活垃圾最大可能地参与农业循环，农业的产出反过来支持一个环保生态的居住系统。成为一个互相依存的生态体系，在高度文明的程度上回归传统的工业革命之前的人与自然的田园居住状态。
• 新农村——农业不再是传统被扶植的产业，城市发展的对立面，饱受威胁而又脆弱的生命线。相反，农业将成为城市化进程的共生产品，既扭转了城市化无节制发展的最终将导致的厄运，也展现出新型都市农业的光明前景。

通过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记者Kevin Holden Platt 即将发表的一篇文章，我了解到这次地震在去年7月的一份学术论文中被预报过。论文的主要作者是Alex Densmore (Durham University, UK) 和Mike Ellis (British Geological Survey), 论文题目是Active tectonics of the Beichuan and Pengguan faults at the eastern margin of the Tibetan.
(下载地址：http://www.geography.dur.ac.uk/documents/densmore/densmore_etal07.pdf)
文中有大量的研究分析图片。我不是地质专家，不能完全看懂。结论似乎有两点：
1）西藏高原东部边缘正在发生快速的新生代岩层的“冷却”和“溶蚀“，但是矛盾的是还看不到大规模的（地壳）收缩(The steep, high-relief eastern margin of the Tibetan Plateau has undergone rapid Cenozoic cooling and denudation yet shows little evidence for large-magnitude shortening or accommodation generation in the foreland basin.）
2）与西藏东部平行的断层的活跃将导致在四川盆地高密度居住区的重大的地震灾害发生（activity on the margin-parallel faults in eastern Tibet may represent a significant seismic hazard to the densely populated Sichuan Basin.)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篇论文也是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支持的研究项目，编号是49802013。成都科技大学有参与，提到的人有Li Bing, Si Guanying, Wang Mo, and Zhang Yi 等。

论文结尾说到，从北川到Pengguan的断裂带长到足够产生强烈的地表地震，将给区域带来潜在的严重破坏。（The fault are sufficiently long to sustain a strong ground-shaking earthquake, making them potentially serious sources of regional seismic hazard.)

以下图片出自该论文:

而且，拥有一个安全的学校也是我们的权利。学校不是我们自己盖的，但是如果地震来时它因承受不住而坍塌就会把我们压死。为什么我们小孩子要死于别人建造的错误？那不是我们的错，那是那些建我们学校的人的错。所以我要求所有的家长，老师要为我们建安全的学校。一封尼泊尔学生Sony的信，转摘自Keeping Schools Safe in Earthquakes

建筑师、规划师在重新制定新的中小学设计规范时不应忘记国情的特殊性。一些也许看似荒谬、极端的或者浪费的措施也许可以起到一定的“矫枉过正”的效果，就好比结构工程师总喜欢安全系数，或国外工程师叫的“蒙昧系数”，在设计计算结果之上再乘以1.2，乘以1.5。我们能不能也把这些“官僚系数”，“豆腐渣系数”和可能出现的各种“贪污系数”，消化一部分在规范里面？比如，在所有山区学校的设计规范里面，不允许做二层，只能做平房呢？砖混结构和预制板很不安全，那在规范中是否可以禁止使用？

其实，抗震的技术手段已经非常成熟，即使有些技术中国工程师还不完全掌握，但是通过国际合作，与世界上在抗震领域领先的地区（加州、欧洲南部和日本）交流，也可以很快吸收过来。但是看到他们所有关于抗震的经验之谈时都可以发现一点，技术只是他们探讨的一部分，相当大的探讨是政府反应、运作、机构合作策略问题，即人的问题。在这次重建中，建筑师是否可以也关注如何与政府合作的问题？开创出一种新的类似于台湾921大地震后的“重建会”、“新校园运动”的政府与民间合作的新模式。

目前有许多国外的机构组织，比如WHE(World Housing Encyclopedia), GeoHazards International, National Information Center of Earthquake Engineering(India), USAID, OECD(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EERI (California-based Earthquake Engineering Research Institute) 都有意与国内重建的机构组织联络，并提供具体的房屋抗震技术、物资援助。比如，印度理工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的教授Sudhir Jain解释WHE的特长时说它是个将国际上有关地震研究的专家联系起来的虚拟平台，他们讨论的最多和最擅长的是不仅安全而且容易建造的房屋可能性，这方面WHE已经在全球多个地方帮助了旧房屋的抗震加固。尽管中国经过唐山大地震后，对抗震技术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但是据我所知都是针对城市多层和高层建筑的，像针对农村住宅和落后地区的抗震措施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许通过和印度在这方面的合作可以弥补我们的不足。

也许有不少建筑师像我一样，在5月12号之前对建筑的抗震设计并不关心，因此对于相关知识了解甚少。但又像很多人，是在自己或亲人得病后才开始发奋钻研“久病成医”的，我也和许多建筑师一样，开始大量的阅读，恶补和地震有关的房屋建设一切知识，并思考如何以一个建筑师的身份参与灾后的重建。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公共平台，它可以容纳灾后重建所需各方资源、信息，并在此交流、协调组织行动。它应当由政府规划部门、民间和官方的建筑师、规划师、投资方、建设施工方、材料商、使用者、相关专业志愿者、国内外工程、建筑、规划专家顾问、专业媒体共同构成。目前，深圳的悦行城市发起的网站“土木再生”（博客+思想维基）www.retumu.com 和成都家琨工作室的汶川震后再生博客 wenchuan512.blogbus.com 是我所知的平台，是否可以整合成一个？

目前灾后重建的最急迫问题不是规划和设计，相反，是统一对灾后重建时间表的科学认识。据报道，目前政府所领导的规划团队计划在三个月内完成所有村镇的总体规划，并预计用三年的时间建设完成。（http://fzwb.ynet.com/article.jsp?oid=40765083）这样短的时间显然是不科学的，甚至是危险的。根据史建老师传回来的台湾921地震的经验之谈，震后的地质结构尚未稳定，半年之内都还有可能变化，在这样尚不稳定的地质条件下，连新城镇的选址都不能确定，怎能匆忙规划？岂不是要造成新的隐患？政府和灾民的急迫心情我们要理解，但是作为专业人士，理当将此调查举证并对公众表述清楚。

此时，建筑师、捐赠者对重建学校热情很高，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尽快促成对中小学校设计规范的检讨和重新制定。这方面美国加州和秘鲁都有成功的经验。1933年加州6.3级地震之后出台了新的建筑规范，之后迄今已75年，尽管加州地震不断，但是再也没有一个孩子在地震中死亡。秘鲁由于采用新的抗震规范，新建的学校很好地抵抗住了2007年的大地震。在资金大量集中在倒塌的学校重建的同时，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在中国的地震带上还有同样状况的大量学校建筑、民宅存在，一旦也发生地震，悲剧还会重演！对这些建筑进行结构检测和抗震加固需要大量资金和人力投入，但是正像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地球及行星科学系主任John Stix说的，为抗震所进行的加固措施所花的钱远远小于震后的重建的代价。

短期内要想在全国地震带范围进行全面的建筑检测和加固也许资金时间都不允许，特别是地处边远山区的自建民宅和学校，大多是没有经过规划师建筑师选址、工程师参与的自建房屋。因此，对他们进行基础的自建房屋的培训十分重要，指导性的、非专业性的给普通人看得懂的建筑手册、图册十分重要，在这方面海外有不少现成的资料，稍加翻译和材料本地化及可以上手。这方面也需要我们建筑师努力。

（未完）

一到上海就收到10086发来的“欢迎来到时尚之都上海！”的短信。的确，上海只要隔几日不见就觉得她又变得更加“时尚”、更加“国际化”了。威海路四季酒店旁边一家叫NEO CAFÉ的小店是本地人开的，雇来的一个服务生是安徽人，周六上午的生意清淡，就一直和另一个本地服务生在大声练习英文。四季酒店的上网、早餐都太贵，我看这儿又能上网，又有早餐就进来了。安徽人停下练习，递给我的菜单只有英文，周末只有Brunch菜单，没有鲜虾小馄饨，只有Omelette。——在上海这是常有的事儿，一桌中国人，服务生上来就是英文。时尚对于上海就是遗忘和背叛传统，而国际化就是语言英语化、文化全盘西化。

欧宁这次策展的NIKE DUNK艺术展提出 “不是遗忘，而是记取”。有意颠覆流行文化，带领参展艺术家提醒我们，在这个快速更新消费链的欲望洪流中，故意忘却还不如清晰地去辨析越来越珍贵的历史和传统；而新都市人生活方式的全盘西化，也远不如山沟里小男孩对待篮球和湖人队时所表现出的身份与欲望的混杂来得畅快淋漓。开幕酒会上一如以往的NIKE Party潮来潮去，但我们几时能记住？

所以我们都极爱去吃进贤路上的上海本地小餐馆，那里的老板娘不让你点菜，拖过一张板凳，拿出笔像开药方一样替你点菜。从去年做大声展发现此地之后，短短半年光景，街道上类似的小馆越开越多，吃饭时间都还要在门口外面排队。欧宁笑说，我们这么多人去吃都没事儿，就李虎还有点水土不服，吃完拉肚子！ABBS上有人说李虎在同济的讲座上不会中文只说英文，我向他询问，他说他根本就没在同济讲过！看来这只不过是网路上一个有关“国际化”的谣传。

耐克DUNK艺术展
时间：2008.3.28-30｜地点：1918艺术空间，上海昌平路78号
官方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358859157

为《当代艺术与投资》写的稿：

梁井宇

在香港地图署(Map Office)古儒郎(Laurent Gutierrez)和林海华(Valérie Portefaix) 的家里有他们在1999年做的有关香港旧启德机场关闭后对空地重新规划的两个提案。题目分别是“危机？”(crisis) 和“无危机？”(no crisis)。它们所表达的是城市发展规划思路的两个极端。在“危机？”一图中是无边蔓延的类似平民窟的，毫无规划的房屋的“有机体”。而在“无危机”中则是整齐的单一形式的建筑单体序列，并沿着跑道布置，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渐渐倒向大海中。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有关城市现代化发展的讨论中，城市规划的理论和实践一直是在这两个极端中摆动和修正，伴随着的是社会对城市发展的研究、规划目标及其可实施性的充满自信和悲观否定之间的波动。本期围绕2007年底开幕的深圳香港城市与建筑双城双年展，以深圳展作品为重点，邀请策展人、和部分作品参展人进行有关城市与建筑的一系列讨论。

针对城市这个主题，深圳和香港两个城市分别提出了“城市过期与再生”和“再织城市”的策展主题。字面上，“城市过期和再生”是对过去规划结果失败的检讨和对规划前景的探寻；“再织城市”则从另一个角度，在肯定和继承过去的前提下，提出对过去规划结果的修补。我们已经循环进入了晚期城市化社会，不再相信一个强硬而全面的专业规划是城市现代化的光明未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暧昧规划态度，覆盖的是超越专业范畴的更具有普遍性的城市问题。这首先表现在建筑和规划对政治和政策的持续研究和关注。不同于西方，建筑及规划退缩到了社会的边缘，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建筑和规划一直处在决策核心周围，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政策一直和城市的建设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比如参展项目深圳光明新城，虽然标题来源于柯布西耶1934年的“光辉城市”，规划的面积规模巨大也足以成为一个城市理想的实验模型。但是其中荷兰MVRDV事务所提出的其实完全是反“光辉城市”的城市理想，是一种“反规划”的模糊而非正式的，允许一定自发建设可能的方案，试图寻找控制规划下城市问题的另类解决途径。在全世界范围的建筑与公众的分离气氛中，这个在深圳和香港两地举行的双年展，在两个市政府的支持下，洋溢着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实践的冲动和希望。

策展人马清运向全世界的多位策展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发放了他提出的十个有关城市的问题，全部是有关城市未来发展的策略，像是在为城市政策寻找咨询“服务”，体现的是他的乐观入世的双年展策展导向。最为贴切的作品莫过于“悦行城市”在展览期间在深圳华侨城地区推出的出租自行车服务，知识分子与市民社会的互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标志着中国城市发展中一种“无政府”主导状态下，“专业”与“公众”的直接对接，主动参与城市变革现象的出现。另一方面，马清运邀请了一些国内外活跃的建筑师、艺术家，委托他们进行拟定的二十个有关城市，特别是深圳的特约调研课题。这二十个课题本身没有分类规则、结构或次序，很像是随机的碎片式的拼图游戏。考察的内容五花八门，有边界、城市颜色、气候、教育、房价、海断面和交通工具等等，是要摆脱通常学术研究的结构范式不可避免的与社会实践的必要距离，有意拉大和加深专业和城市互动的范围和接触。

当然，这种中国式的社会实践冲动不可能不感染和影响其它人和其它国家，引起连锁式的有关城市的思考。在双年展上也有相当数量的海外作品，有的是受到中国现象的鼓舞，有的则是批评式的。这些作品更全面地，在多个维度方向上提供了一种世界范围的不同城市问题的参照。深港两地的双年展将一直持续到三月中旬，可以告知观众的是，不要寄予希望在展览中可以获得专业人士、艺术家给出的城市问题和发展的答案，但却有可能被作品的（有各自理由支持的）乐观情绪所感染。换句话说，我们不再像过去，因为拥有目标而对城市满怀希望；如今我们对前景一无所知，我们满怀希望是因为我们将目光从茫然的未来中转移到了身边的人群和环境中，并从中看到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