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不少建筑师像我一样，在5月12号之前对建筑的抗震设计并不关心，因此对于相关知识了解甚少。但又像很多人，是在自己或亲人得病后才开始发奋钻研“久病成医”的，我也和许多建筑师一样，开始大量的阅读，恶补和地震有关的房屋建设一切知识，并思考如何以一个建筑师的身份参与灾后的重建。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公共平台，它可以容纳灾后重建所需各方资源、信息，并在此交流、协调组织行动。它应当由政府规划部门、民间和官方的建筑师、规划师、投资方、建设施工方、材料商、使用者、相关专业志愿者、国内外工程、建筑、规划专家顾问、专业媒体共同构成。目前，深圳的悦行城市发起的网站“土木再生”（博客+思想维基）www.retumu.com 和成都家琨工作室的汶川震后再生博客 wenchuan512.blogbus.com 是我所知的平台，是否可以整合成一个？

目前灾后重建的最急迫问题不是规划和设计，相反，是统一对灾后重建时间表的科学认识。据报道，目前政府所领导的规划团队计划在三个月内完成所有村镇的总体规划，并预计用三年的时间建设完成。（http://fzwb.ynet.com/article.jsp?oid=40765083）这样短的时间显然是不科学的，甚至是危险的。根据史建老师传回来的台湾921地震的经验之谈，震后的地质结构尚未稳定，半年之内都还有可能变化，在这样尚不稳定的地质条件下，连新城镇的选址都不能确定，怎能匆忙规划？岂不是要造成新的隐患？政府和灾民的急迫心情我们要理解，但是作为专业人士，理当将此调查举证并对公众表述清楚。

此时，建筑师、捐赠者对重建学校热情很高，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尽快促成对中小学校设计规范的检讨和重新制定。这方面美国加州和秘鲁都有成功的经验。1933年加州6.3级地震之后出台了新的建筑规范，之后迄今已75年，尽管加州地震不断，但是再也没有一个孩子在地震中死亡。秘鲁由于采用新的抗震规范，新建的学校很好地抵抗住了2007年的大地震。在资金大量集中在倒塌的学校重建的同时，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在中国的地震带上还有同样状况的大量学校建筑、民宅存在，一旦也发生地震，悲剧还会重演！对这些建筑进行结构检测和抗震加固需要大量资金和人力投入，但是正像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地球及行星科学系主任John Stix说的，为抗震所进行的加固措施所花的钱远远小于震后的重建的代价。

短期内要想在全国地震带范围进行全面的建筑检测和加固也许资金时间都不允许，特别是地处边远山区的自建民宅和学校，大多是没有经过规划师建筑师选址、工程师参与的自建房屋。因此，对他们进行基础的自建房屋的培训十分重要，指导性的、非专业性的给普通人看得懂的建筑手册、图册十分重要，在这方面海外有不少现成的资料，稍加翻译和材料本地化及可以上手。这方面也需要我们建筑师努力。

（未完）

一到上海就收到10086发来的“欢迎来到时尚之都上海！”的短信。的确，上海只要隔几日不见就觉得她又变得更加“时尚”、更加“国际化”了。威海路四季酒店旁边一家叫NEO CAFÉ的小店是本地人开的，雇来的一个服务生是安徽人，周六上午的生意清淡，就一直和另一个本地服务生在大声练习英文。四季酒店的上网、早餐都太贵，我看这儿又能上网，又有早餐就进来了。安徽人停下练习，递给我的菜单只有英文，周末只有Brunch菜单，没有鲜虾小馄饨，只有Omelette。——在上海这是常有的事儿，一桌中国人，服务生上来就是英文。时尚对于上海就是遗忘和背叛传统，而国际化就是语言英语化、文化全盘西化。

欧宁这次策展的NIKE DUNK艺术展提出 “不是遗忘，而是记取”。有意颠覆流行文化，带领参展艺术家提醒我们，在这个快速更新消费链的欲望洪流中，故意忘却还不如清晰地去辨析越来越珍贵的历史和传统；而新都市人生活方式的全盘西化，也远不如山沟里小男孩对待篮球和湖人队时所表现出的身份与欲望的混杂来得畅快淋漓。开幕酒会上一如以往的NIKE Party潮来潮去，但我们几时能记住？

所以我们都极爱去吃进贤路上的上海本地小餐馆，那里的老板娘不让你点菜，拖过一张板凳，拿出笔像开药方一样替你点菜。从去年做大声展发现此地之后，短短半年光景，街道上类似的小馆越开越多，吃饭时间都还要在门口外面排队。欧宁笑说，我们这么多人去吃都没事儿，就李虎还有点水土不服，吃完拉肚子！ABBS上有人说李虎在同济的讲座上不会中文只说英文，我向他询问，他说他根本就没在同济讲过！看来这只不过是网路上一个有关“国际化”的谣传。

耐克DUNK艺术展
时间：2008.3.28-30｜地点：1918艺术空间，上海昌平路78号
官方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358859157

为《当代艺术与投资》写的稿：

梁井宇

在香港地图署(Map Office)古儒郎(Laurent Gutierrez)和林海华(Valérie Portefaix) 的家里有他们在1999年做的有关香港旧启德机场关闭后对空地重新规划的两个提案。题目分别是“危机？”(crisis) 和“无危机？”(no crisis)。它们所表达的是城市发展规划思路的两个极端。在“危机？”一图中是无边蔓延的类似平民窟的，毫无规划的房屋的“有机体”。而在“无危机”中则是整齐的单一形式的建筑单体序列，并沿着跑道布置，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渐渐倒向大海中。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有关城市现代化发展的讨论中，城市规划的理论和实践一直是在这两个极端中摆动和修正，伴随着的是社会对城市发展的研究、规划目标及其可实施性的充满自信和悲观否定之间的波动。本期围绕2007年底开幕的深圳香港城市与建筑双城双年展，以深圳展作品为重点，邀请策展人、和部分作品参展人进行有关城市与建筑的一系列讨论。

针对城市这个主题，深圳和香港两个城市分别提出了“城市过期与再生”和“再织城市”的策展主题。字面上，“城市过期和再生”是对过去规划结果失败的检讨和对规划前景的探寻；“再织城市”则从另一个角度，在肯定和继承过去的前提下，提出对过去规划结果的修补。我们已经循环进入了晚期城市化社会，不再相信一个强硬而全面的专业规划是城市现代化的光明未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暧昧规划态度，覆盖的是超越专业范畴的更具有普遍性的城市问题。这首先表现在建筑和规划对政治和政策的持续研究和关注。不同于西方，建筑及规划退缩到了社会的边缘，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建筑和规划一直处在决策核心周围，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政策一直和城市的建设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比如参展项目深圳光明新城，虽然标题来源于柯布西耶1934年的“光辉城市”，规划的面积规模巨大也足以成为一个城市理想的实验模型。但是其中荷兰MVRDV事务所提出的其实完全是反“光辉城市”的城市理想，是一种“反规划”的模糊而非正式的，允许一定自发建设可能的方案，试图寻找控制规划下城市问题的另类解决途径。在全世界范围的建筑与公众的分离气氛中，这个在深圳和香港两地举行的双年展，在两个市政府的支持下，洋溢着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实践的冲动和希望。

策展人马清运向全世界的多位策展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发放了他提出的十个有关城市的问题，全部是有关城市未来发展的策略，像是在为城市政策寻找咨询“服务”，体现的是他的乐观入世的双年展策展导向。最为贴切的作品莫过于“悦行城市”在展览期间在深圳华侨城地区推出的出租自行车服务，知识分子与市民社会的互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标志着中国城市发展中一种“无政府”主导状态下，“专业”与“公众”的直接对接，主动参与城市变革现象的出现。另一方面，马清运邀请了一些国内外活跃的建筑师、艺术家，委托他们进行拟定的二十个有关城市，特别是深圳的特约调研课题。这二十个课题本身没有分类规则、结构或次序，很像是随机的碎片式的拼图游戏。考察的内容五花八门，有边界、城市颜色、气候、教育、房价、海断面和交通工具等等，是要摆脱通常学术研究的结构范式不可避免的与社会实践的必要距离，有意拉大和加深专业和城市互动的范围和接触。

当然，这种中国式的社会实践冲动不可能不感染和影响其它人和其它国家，引起连锁式的有关城市的思考。在双年展上也有相当数量的海外作品，有的是受到中国现象的鼓舞，有的则是批评式的。这些作品更全面地，在多个维度方向上提供了一种世界范围的不同城市问题的参照。深港两地的双年展将一直持续到三月中旬，可以告知观众的是，不要寄予希望在展览中可以获得专业人士、艺术家给出的城市问题和发展的答案，但却有可能被作品的（有各自理由支持的）乐观情绪所感染。换句话说，我们不再像过去，因为拥有目标而对城市满怀希望；如今我们对前景一无所知，我们满怀希望是因为我们将目光从茫然的未来中转移到了身边的人群和环境中，并从中看到了希望。

为《当代艺术与投资》所做的一个短信对话：

马清运（马）：好的。短信对话好！08-1-3 8:45:08

梁井宇（梁）：好！那我就先从个问题开始，咱们有时间就一条一条“接龙”。面对全世界范围的双年展泛滥。你也说过感到厌倦，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你决定接受策展呢？又为什么是深圳呢？这和其它双年展有什么不同么？08-1-3 9:03:04

梁：或者换个角度问，你谈到借深港背景讨论“城市再生”的时空必要性，这也许是你策展的目的。从你的一系列的言谈我感到你对城市再生其实已经有很明确的倾向，就是相信城市如有机体一样有生命周期。这是对规划者至力于城市现代化的”控制力”的瓦解。你能否描述一下你想像中的旧式规划失效后可能的城市图景呢? 08-1-3 11:39:50

马：接受深双就给我一个机会对双年展泛滥的状态给以回应。这次双年展的诸多作法都具有这个意图。选择深圳不是我个人做的。是深圳选了我，不是我选了深圳。但运气是深圳有太多可以品味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是它“浓缩状态”时间浓缩，空间浓缩！对于浓缩界质的认识，要么稀释它（保持原结构）要么破解它（解散原结构）。这两种策略都不是规划的。08-1-3 15:54:14

马：规划的功效在资本主义体制，市场经济的大系统中的确是在消亡。这也是我们都能在中国体会到的（设计师仍在规划的严峻面孔之下）城市空间资源其实一直在社会的发展中不断做着组合和重新组合。08-1-3 18:31:16

马：从表面上看，失去对未来的认识和控制的能力是规划的悲剧，但这孕育这规划的真正意义：为改变了的社会需求，作有时效的组织！在这个原则下，必须认识规划的“错误本体”“过时本体”，规划是用“错误决定”为将来的正确提供修改版本的。这就不是“蓝图”般的理想，而是“草图”的理想。永远为修改提供可能。08-1-3 18:46:46

马：可“擦改”的规划才是真正规划。而西方国家的土地私有已经把这种理想完全抹杀了，当然也就没有投入智慧。但中国仍有可能！中国是规划理论和程序刷新的真正环境。因为土地是公有的！这种新规划哪里长出来？是要从“过期”的规划里长出来。也就是说：在传统的规划永久性物质存在的范畴之外，设置规划可以改变，更换的区域。这种“过期规划”在时间交替的状态中会不断扩大并取代传统的“永久规划”，同时也孕育出过期的智慧！08-1-3 19:00:57

梁：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地方。汉斯(·尤里斯·奥布里斯特) 回答（你的十个问题中）也提到中国最擅长“后规划”。他也同你一样认为东方不可思议的活力观念可以给我们带来“后末世”的乐观理由。土地公有，过期收回确实含义深远。这种政策，加先天的规划时效性，再加你提出的“农业都市”是否可以理解为你的“草图”规划观点? 08-1-3 19:08:33

马：是的！农业的秩序是理性生活的最高境界！农业理想是建立在未来对现在的删除上。08-1-3 19:53:21

梁：你说过“我们面临的危险”是“资源有限，欲望无限”。消费社会就是在不断地制造欲望的不满足，创造出新奇的经历诱惑消费者。农业理想似乎是对欲望无限的一种抵抗，甚至提供了新的出路，但似乎你提到的可“擦改”规划又像是对消费类城市的积极回应。这两个是矛盾的么? 08-1-3 20:04:19

马：似乎是！但我所提的欲望中最危险的一种，是对时间的欲望：永久性的欲望！“擦改”在城市中虽然伴随着对刷新的欲望的满足，更有意义的是它对不断显现了的社会利益，不断增加了的都市成员提供了共同机会的可能！如何使这种可能成为实践这是中国的“天机”。08-1-3 20:39:40

梁：中国特殊的历史可能正如你所说的造就了意外“天机”，成为全球化一切都融化后唯一的坚固。那么西方的城市未来呢？在双年展中有大比例的西方作品，他们的机会在那里？和中国有差别吗? 08-1-3 21:10:59

梁：具体说，你选了几组作品似乎都各有所指。我想听听你分别对这些作品的评价。第一要问的是提华纳/圣地亚哥项目，还有Raoul Bunschoten等的台湾海峡地图志，这些边界研究你怎么看？08-1-4 10:36:50

梁：第二是上海东滩和深圳光明新城项目。08-1-4 10:38:16

梁：第三是迪拜，和Shumon Basar （西蒙巴沙）等的Cities from Zero. 08-1-4 10:40:02

梁：第二里面加上Jeffrey Inaba（一拿八）的摩尔定律。08-1-4 10:42:23

马：西方都市问题，不是家里的问题，是外面的问题：是世界新兴经济和转化社会对市场经济，民主自由成本的分享。而对城市困境提出批评的人大多数是寻找：活性分子，或是特工（provocateur)。08-1-4 13:45:01

梁：你的意思是说在自由资本对一座又一座城市发动的清洗袭击中，这些“活性分子”，“特工”可能充当了游击抵抗力量？08-1-4 13:53:07

马：边界问题，人种问题，信仰问题，环境问题等等都是外界问题。而这些参展者代表了这些问题的探索。08-1-4 14:42:37

马：他们是没有“东家”的特工。08-1-4 14:46:15

马：上海东滩和阳光新城属于用项目当政策，用理想包经济的活动，具有中国特色。08-1-4 17:47:52

马：补一句，二十个深双调研其实就想推出一些没组织的“特工”。08-1-4 14:51:24

梁：这让我想到几乎是同样的乌托邦理想在东西方不同时代，完全不同的命运。08-1-4 17:51:14

马：而一拿八的“氮气城市”完全超出乌托帮，只提供不可及的“愉悦”。是前“末日主义”。08-1-4 17:58:46

梁：提到刚才的没有“东家”的特工，他们完全是自发的，非正式的，他们瓦解正统规划，也瓦解政治领域边界，像是自由经济挥之不去的负像。这是不是提华纳，台海峡项目里你想寻找的“非政府武装”？08-1-4 18:05:12

马：提华纳是典型的“负乌托帮”是两种超级现实主义的并置。08-1-4 18:14:49

梁：一拿八的反面是不是西蒙巴沙的零城市？一种对西方的城市幻想破灭后寻找“东方补药”？ 或按你说的是“后”末世主义。08-1-4 18:09:39

马：城市从零开始，还有没有“我们”（历史，习惯）的城市。08-1-4 18:15:05

马：想象没有我们的世界，是想象我们之后，不是我们之间的世界，如何延伸，会对我们的思考有巨大影响。而中国的“无为”思想是可能是最佳对策。08-1-4 18:18:30

梁：这和你说的在“没有语境”没有预设的条件下来回答城市十个问题是一致的！但是这种tabula rasa (白板) 城市不是哪都有的。面对不能清除的一切(“末世”)你挑选的作品中不少是游戏，这是不是也算一种无为？08-1-4 18:22:39

马：这个我得想想！（游戏）08-1-4 18:34:20

梁：好！最后两个问题之一：上届深双张永和给下一届策展人留言，也许这可以形成个惯例，你对下届策展人有什么要说的么？08-1-16 11:50:20

马：没什么留言的！不附和再生的规律（后者永远应该有零定义，保持清白和自我判断的可能，另外说实话：言已留下多次）08-1-16 12:11:46

梁：最后一个问题，在这个后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意识跟从媒体，媒体提供的内容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媒体本身，重要的也不再是未来是什么，而是媒体怎么说，未来就会怎样发生。你说过双年展是媒体，你同意以上的判断么？ 08-1-16 11:51:14

马：对！媒体将使一切按自己的方式组织，它是感知的发起和组织者。媒体将使一切经济化，只要经济仍然是组织我们生活的方式，这种结果就无法避免。有一天农业文明再来了，情况又变了！“什农城”agricity 08-1-16 12:20:01

Jan. 10th, Hong Kong

From Left:左起：张珂（画面外），王辉，马岩松，李虎，梁井宇，姜珺，廖维武，Patrick Lau, Donald Choi, Rocco Yim(严迅奇), James Saywell (outside of the frame).
Photography: Margherita Errante

To our friends:
It has been a wonderful year of Approach – thanks to all of you!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给朋友们：
这是场域建筑精彩的一年 – 感谢所有的朋友！
圣诞新年快乐！

对话13

王辉，梁井宇，刘延川，卢永毅，朱涛
Wang Hui, Liang Jingyu, Liu Yanchuan, Lu Yongyi, Zhu Tao

建构学的建筑与文化期盼
——关于《建构文化研究》的对话的对话
Tectonics, architecture and culture: a dialogue on the dialogue on STUDIES IN TECTONIC CULTURE

时间_2007年11月至12月
编辑_秦蕾

肯尼思·弗兰普顿著作《建构文化研究》中译本历时两年多终于与读者见面。 “对话”栏目，特意邀请中文版译者、同济大学教授王骏阳，及南京大学教授赵辰、香港大学助理教授朱涛在清华大学进行了一次现场讨论，并将主要内容刊载于本刊017期（2007年12月号），随后又邀请若干位建筑师、学者就此话题展开一轮“关于对话的对话”。
———————–
秦蕾发来的Domus的对话稿，将刊于08年1月的DOMUS中文版上。以下是我谈的内容（全文请见新出的刊物）：

梁井宇

首先，我同意朱涛的看法，建构学包括了建筑的本体和它的“真实”再现。但是我怀疑这种把本体和再现看作是一种辩证关系的说法。因为这还是一种理性主义的解读。我怀疑真实地表达结构，而且要表达的清晰有力，或者蕴含诗意是否真正可能？相信这是可能的人，就会相信密斯对风格不感兴趣的话，认为他真的是投入了全部的精力去研究建造，然后根据结构的需要，真实地反映出建筑自然该有的面貌，相信这种“真实的再现”没有受到个人风格、审美倾向、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等等的干扰。不相信的人会怀疑密斯说的不全是真话。认为他的柱子截面有问题，甚至一些深入研究发现，许多迹象指明密斯并不是完全在依据建造的合理性在建造，这时他选择这种柱截面形式还是那种柱截面形式的依据是什么？只能是一种个人偏好，还是风格！——做出这样判断的人倾向于认为任何有关“真实的再现”的企图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再现本体一定会附加上设计者的个人、和他所处的社会和意识领域的烙印。不管有意还是无意。

这其实是一个对现代性的质疑问题。现代主义主张的就是一种理性的普遍性，建筑学里的结构理性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主义思维，具体表现就是相信技术。梁思成对中国古代，特别是唐代木结构的钟情和喜爱未必是一种寻找民族自信心的自觉，倒更像是一个结构理性主义者，看到了完美的木结构建造技术后，对技术伟大的赞叹。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这种结构理性主义精神从来在中国就没有多大的生存机会，梁思成也不是一个坚定的理性主义者，他的转变更像是一种早期的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过渡。而现代性仿佛在中国从未真正发生过，就过渡到了更加多样与矛盾的后现代主义世界。在后结构主义里的本体，也就是拉康的“实在界”是抵抗“符号化”的，即“再现”是不可能的。快感才是真正的“原质”，而核心就是不可能性，符号所指的一切，也就是建构的再现，只不过是是围绕这种不可能性结构搭建起来的外围的网络。而这种后结构主义对待认知的态度，我认为似乎是更符合自古以来的中国人骨子里所固有的一种天性。所以当它一到来就被广泛接受了。后现代主义建筑在西方盛行之前，梁思成主张和建设的混凝土大屋顶不就是一种后现代主义建筑么？

所以，在对现代主义进行重新反思的今天，一方面我认为，抛开意识形态影响的建构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对这种不可能的建构的追求又有绝对必要性，它作为一种学科精神，可以去微弱地抵抗或纯化一下政治视觉化、市场娱乐化、文化庸俗化和全球均质化条件下，建筑学所遭受到的无法避免的污染。因为从文丘里开始，再到库哈斯，他们两次对建构学的价值观都进行了间接但非常有效的瓦解，理性主义的建构学价值观事实上已经衰败了。所以，也许对建构学的研究还应该着力于在今日环境下，去寻找建构学的新的价值。

这是马清运提出Eco Power想法的论坛，即Ecology and Economy，刘宇杨译为生态和生计。我主要谈了我们的《一油两用》项目和它要质疑的大政权小市场，或小政权大市场这两种现存的两极世界里生态发展的困境，Raoul Bunschoten 和Michael Keith 分别回应了需要重新定义新世纪建筑师的责任和工作方法，同时呼唤一种不同于上述两级世界的其他的，复合多元的政经制度的探索。讨论时间和内容很多，我无法一一记录。好在应该是《上海科技报》在全程记录谈话，希望到时候可以有全文。

梁井宇在深圳双年展《时代建筑》主办的速生城市论坛的简短发言整理：

听完朱涛简要对20世纪速度和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关系所作的回顾，似乎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只要有速度，就伴随着危险。所以从他的态度上是希望可以慢下来，甚至可以享受这种“慢”，来避免我们由于过快发展而导致的种种灾难性后果。这里我想稍微延展一些对于速度的看法。
从心理分析的角度说，人在青春期总是渴望快速长大的，到老了又希望生命可以过得慢长一点。这就是说，渴望速度是一种成长期间的本能欲望，朱涛说的速度的狂喜本身就是一种青春期的荷尔蒙，放到生命是有限的框架下去看，更可以感到这种速度本身带给我们的无法抗拒的性感，即速度的美、年轻的美。把它放在速生城市这个话题来看，就是要先承认在城市发展的青春期，对速度的迷恋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城市在这个发展阶段的必然，如果城市长大了，像大部分的欧洲城市，那时你想让它快它也快不了了。所以问题应该是，在城市发展的不同时期，如何界定速度，多快叫快，多快就几乎一定有危险。意识到我们处在城市发展的什么时期也是十分重要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同样用心理治疗的办法，来克服我们对过快速度的迷恋。我也举个开车的例子，假如你在独自驾车，全部精力都在周围的其他车辆上，你就更容易被“速度狂喜”的冲动所占有，不断超车而不喜欢被别人超过。但是假设你在开车的同时在想其他问题、或和车里其他人聊天，打电话，对周围其他车辆的注意力就会降低，对速度的迷恋也就会相应降低。如果一个城市在发展中除了关注速度以外，还关注许多其他东西，那么相应地这种更加健康的发展心理，就可以用来对抗速生城市中单一追求“速度”的发展模式。

受姜珺的邀请，在这个论坛发表了我对他问我有关行业话语权问题的一点看法，这里整理出来的是我的发言部分 (比现场发言有增减和调整）：

我想，要回应姜珺的有关谁掌握话语权的问题，先要说的是在什么语境下的话语权。如果是在城市规划实施、大型城市建筑的建设上，在座的国营大院无疑是有绝对的话语权的。但是如果是说今天双年展上的话语权，那么如同刚才姜珺观察到的，国营大院是集体缺席的。反而是我们这些小的个体、民营的事务所的声音比较大。我想姜珺想要问的是我对这种话语权的认识。

要弄清楚双年展上为什么和所谓主流建筑设计大院分道扬镳，则要说说我们行业内的不同性质事务所的类别划分。单纯用国营和民营、主流非主流、或大或小的事务所规模来区分不同的实践，不能帮助我们看清楚和定义事务所所从事的建筑活动。应该用纯粹以盈利为目的商业型事务所，和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非商业性事务所来区分。如果民营事务所或大型国有设计院是以市场占有和利益为主要目的，那它就是一个纯粹的商业型事务所，是纯粹的企业行为。刚才几位的发言也直言不讳，说市场在那里，就跟去那里。也正因为这种在市场面前俯首贴耳的实践态度，使得这样的事务所或设计院难以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去看待自己的实践活动，所以即使商业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有广泛的市场占有和大量城市重要建筑的设计权，也依然只是经济上的巨人和思想上的矮子，一方面对城市的影响很大（因为他们设计的总面积庞大），但是对行业内和城市发展的反思却不够。马清运刚才说双年展是媒体，有“同情”弱者倾向，所以大型国有设计院都缺席，只有体制外的这些小事务所参加。我觉得这是表面现象，其实是因为很遗憾的说，这些经济上的巨人，思想上都意外地空白，双年展上无话可说造成的。

非商业型的事务所一般都有着与商业事务所不同的职业价值观，他们坚信除了商业利益之外，在这个行业还有更有意义的、或更有趣的事情值得追求。因此当他们面对市场的胁迫时，可以用此来抵御或平衡这种经济诱惑。这也是刚才王辉重复几遍说的，他们都市实践这些年一直以来可以有所坚持的背后原因。而这种坚持也同时给他们带来了合理的除经济收入以外的回报，那就是他们的声音在业界具备强势的话语权。

刚才对话中还出现了友好的人才竞争“拉票”。其实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可以说是井水不犯河水。有些人才不是高薪就可以获得的，关键在于人才是否和你的价值取向吻合。这也是刚才私下里我和王辉在交流的一个观点。我自己和在座的两个大院比，是个迷你型的事务所，只有十几个人，但是他们都是优秀学校数一数二的毕业生。我们能支付的工资并不算高，可提供的平台资源也有限，但是他们都很愿意在这工作。我们没做广告和宣传却总是收到不少背景很好的求职信。行业内有种说法是先要做大做强，片面强调先发展规模，但是，我觉得这种“大”和“强”都被片面地理解成经济和团队规模的“大”和“强”了，好像不大不强就无法继续生存，把“先富起来”当成在这个行业安身立命的前提条件。其实我们是有不同的选择的。否则，即使是“强大”起来了，可以办杂志、花大钱作广告，依然没有“话语权”。

我希望这些“强大”起来的设计院和事务所可以加倍进取，不仅做经济的巨人也做思想的巨人，因为他们太有资源优势和庞大的市场影响力了，运用他们所处的强势话语权的语境，他们的态度更可以影响城市，他们也理应对这个行业负起更大的责任。这让我想起一个例子。美国的KPF，一个典型的优秀商业事务所，在学术上没有多少表面的影响力，但是2004年我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发现，他们居然是当年参见美国馆的几个年轻建筑师事务所背后的主要赞助人，这种抛开行业内的竞争，却甘居低调地去赞助其他几个年轻的潜在对手，大家试想一下这是怎样的一种职业精神？又为的是什么？

一油两用
One Oil Two Functions
梁井宇/场域建筑
Liang Jinyu/ Approach Architecture Studio

将废弃的食用油、地沟油(cooked oil residue ( “ditch oil”)、植物油（如玉米油）等经过不太复杂的化学处理，可以转化成生物柴油，供烧柴油的机动车使用。这并不是新鲜事，而是成熟的产业化了的技术（参见附文“地沟油转化为生物柴油(bio-diesel oil)的制作方法”），随便Google一下就有成千上万条的有关信息。然而这项技术除了在少数的有关专业领域有人知道外，大多数的普通人却不知道，甚至不太相信。于是，我们自己买来材料，来试验整个制作过程。这里展示的是有关这次试验的影像记录片。

Anyone can turn waste cooking oil (vegetable, corn, canola, soybean, peanut…) and turn it into bio-diesel for their cars. This isn’t a new technology at all, in fact it’s already been quite refined (we’ve included instructions on this process that we used ourselves). The information is readily available online, just Google it! The ease in which waste cooking oil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bio-diesel seems to be a secret, kept within the professional processing industry. For many, its news is taken with a bit of skepticism. So, we’ve taken up the experiment ourselves, collecting all the necessary materials and performing the process on film.

市面上回收的地沟油约2.5元每升，耗费约2.5元的原料，可以加工为等量的生物柴油，即成本约为5元，大约等于市面上的柴油零售价格。这里留给观众的是几个问题:

一，为什么这个技术没有被广泛关注？
二，现在的地沟油都回收去哪了？
三，由于没有多余的利润产生，谁会有兴趣这么做？
四，如果政府出面鼓励和扶植，如何处理和传统燃油专营的关系？

One litre of waste cooking oil goes for 2.5 Yuan. The materials needed for processing the oil comes out to about 2.5 Yuan making the total cost of raw materials 5 Yuan. There’s not much capital to be gained here, as 5 Yuan could get you 1 litre of petrol at the gas station. However, there is much to be gained environmentally. There’s a lot to be discussed about bio-diesel.

Why has this technology received such little public attention? Where does all the waste cooking oil go anyway?
Who will take on the unprofitable business of bio-diesel processing?
If the government would participate in encouraging the processing of bio-diesel, how would it interact with the current petrol distribution network?

项目团队成员：场域建筑（周源、Hai-Yin Kong、 Violet Hao Chi Lam）、Casey Mack/Popular Architecture、欧新（摄影、剪辑）
Project Team: Approach Architecture Studio (Zhou Yu, Hai-Yin Kong, Violet Lam), Casey Mack/Popular Architecture, Ou xin (Photography, )

梁井宇答马清运的致世界策展人的十个问题
Liang Jingyu’s answers to Ma Qingyun’s ten curatorial questions for this year’s Shenzhen Biennale:(English version inside)

1. 你知道如今我们如何同城市相处？从城市中得到什么？为城市做什么？

每一个生活在城市的人都拥有一个自己版本的城市。比如各自通勤经过的街道、常去的餐厅等等。城市内容的多样及可变性是保证市民与之亲密相处的基础；反之，保持一个灵活、可变的多样性的城市生态环境，是市民和城市相处的关键。灵活多变的城市生态本身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样本，它既可能是速生速死，以求旧城速死来埋葬其自身的困境，同时期盼新城的早日重生；也可能是缓慢代谢，寻求新旧更替的自我持续。我们作为城市研究人员，能做的要么是在加速、要么是在减缓城市的死亡过程。

2. 我们能相信我们对于未来的判断吗？

问题应该是，就算能相信我们对未来的判断又怎样呢？经常看到的是人们在对待“知”与“信”方面的矛盾态度。我们明明“知道”如果不改变、不作为，会对我们的未来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我们还是会仿佛“不相信”真会发生那样，对此无动于衷而显得无能为力。比如全球变暖问题，“911”，和在城市发展中的私人汽车问题，等等莫不如此。

3. 我们应该投资于使建筑在一定时段内功效最大化，还是致力于让它得以永久保存？

见第一个问题。或者也可以问成一个对待生命态度问题：如果只有两种人生供选择，你是会追求短暂而灿烂的一生呢，还是冗长但平淡的一生？

4. 如何能使我们的需求最大化？

如果你选择了享受短暂而灿烂的一生，你会怎么做呢？就是要“过度”和“浪费”。这也体现了我们从现代性之前（我不知道，所以我做了），到现代性（我知道了，所以我不做）再到后现代性（我知道了，但我还是要做）的变化。

5. 建筑应该有保质期吗？

或短或长，总是要有的。参见问题3的回答。

6. 城市应该一直延续保持目前我们熟知的形态吗？

这不是一个应不应该的问题。如果是一个速生速死的城市，她的形态就是在不断改变的，而相反，一个缓慢更新的城市，她的形态是相对保持一致的。

7. 我们能否想象一个布满非永恒建筑的城市？

可以啊。为什么不能呢？

8. 城市的对立面是什么？

不知道。

9. 农业的精髓是什么？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以城市为参照，农业没有什么特别与城市不同的“精髓”。前南斯拉夫解体之后，萨拉热窝市内很多城市居民就在住宅区的周围空地上自种粮食、蔬菜养家糊口。城市和农村的概念在今天还互相格格不入么？城市也可以有农业啊。不是有城中村么？不是也有郊区化的城市么？

10. 农业化是否是都市化的未来呢？

这又是一个对未来的判断。农业化是什么呢？如果农业化和城市化指的是人口密度、基础设施强度的两极的话，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两极分化，要么均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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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续上次马清运在西安举行研讨会之后又一次召集大家在深圳开会。快一个月未见，大家的研究都有加深。我们也将在会后开始为期一周的对深圳交通工具的现场调研工作。除此之外，我还代远在伊斯坦布尔的欧宁做他的有关深圳边界的研究计划的演示。

来自sci-arc的Jeffrey Inaba 做为本次会议特邀嘉宾，有个很有意思的发言，介绍了他们的一些大胆而有趣的城市研究项目。

老朋友Kyong Park 也来了：

明天去香港，和廖维武一道去查看旧启德机场，这是我们为香港双年展所做的另一个有关城市空地(HK Void)的特别城市研究项目。

798 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平庸了。

还依稀记得初见时的新鲜感，令人喜爱的弧顶高窗下的旧时标语、没有建筑师的 “自发”式改造、对旧物的怜惜态度、廉价工业材料的使用，和完成面的粗糙做法等等。——那是一种艺术家特有的观察力和表现力，在超低预算条件下，遇到工业建筑时的智慧解决方案。

今日的798每天都在拆、改、建。建设量巨大，变化却不大。新建的也大多是对以前的模仿，看不到什么新鲜的、好玩的东西了。

也许是该介入些新东西的时候了，这里沉闷空气中的能量需要积聚和再次点燃。

Tom Heneghan, 悉尼大学建筑系系主任，隈研吾(Kengo Kuma)，Andrew Maynard，墨尔本建筑师

欧宁在演讲，关于城市化和乡村的收缩，演讲之后放映了记录片《三元里》。傍边的是徐轶婧，外表看不出来得能干，是维多利亚大学建筑系高年级的学生，此次活动的工作人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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