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当代艺术与投资》写的稿：

梁井宇

在香港地图署(Map Office)古儒郎(Laurent Gutierrez)和林海华(Valérie Portefaix) 的家里有他们在1999年做的有关香港旧启德机场关闭后对空地重新规划的两个提案。题目分别是“危机？”(crisis) 和“无危机？”(no crisis)。它们所表达的是城市发展规划思路的两个极端。在“危机？”一图中是无边蔓延的类似平民窟的，毫无规划的房屋的“有机体”。而在“无危机”中则是整齐的单一形式的建筑单体序列，并沿着跑道布置，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渐渐倒向大海中。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有关城市现代化发展的讨论中，城市规划的理论和实践一直是在这两个极端中摆动和修正，伴随着的是社会对城市发展的研究、规划目标及其可实施性的充满自信和悲观否定之间的波动。本期围绕2007年底开幕的深圳香港城市与建筑双城双年展，以深圳展作品为重点，邀请策展人、和部分作品参展人进行有关城市与建筑的一系列讨论。

针对城市这个主题，深圳和香港两个城市分别提出了“城市过期与再生”和“再织城市”的策展主题。字面上，“城市过期和再生”是对过去规划结果失败的检讨和对规划前景的探寻；“再织城市”则从另一个角度，在肯定和继承过去的前提下，提出对过去规划结果的修补。我们已经循环进入了晚期城市化社会，不再相信一个强硬而全面的专业规划是城市现代化的光明未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暧昧规划态度，覆盖的是超越专业范畴的更具有普遍性的城市问题。这首先表现在建筑和规划对政治和政策的持续研究和关注。不同于西方，建筑及规划退缩到了社会的边缘，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建筑和规划一直处在决策核心周围，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政策一直和城市的建设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比如参展项目深圳光明新城，虽然标题来源于柯布西耶1934年的“光辉城市”，规划的面积规模巨大也足以成为一个城市理想的实验模型。但是其中荷兰MVRDV事务所提出的其实完全是反“光辉城市”的城市理想，是一种“反规划”的模糊而非正式的，允许一定自发建设可能的方案，试图寻找控制规划下城市问题的另类解决途径。在全世界范围的建筑与公众的分离气氛中，这个在深圳和香港两地举行的双年展，在两个市政府的支持下，洋溢着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实践的冲动和希望。

策展人马清运向全世界的多位策展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发放了他提出的十个有关城市的问题，全部是有关城市未来发展的策略，像是在为城市政策寻找咨询“服务”，体现的是他的乐观入世的双年展策展导向。最为贴切的作品莫过于“悦行城市”在展览期间在深圳华侨城地区推出的出租自行车服务，知识分子与市民社会的互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标志着中国城市发展中一种“无政府”主导状态下，“专业”与“公众”的直接对接，主动参与城市变革现象的出现。另一方面，马清运邀请了一些国内外活跃的建筑师、艺术家，委托他们进行拟定的二十个有关城市，特别是深圳的特约调研课题。这二十个课题本身没有分类规则、结构或次序，很像是随机的碎片式的拼图游戏。考察的内容五花八门，有边界、城市颜色、气候、教育、房价、海断面和交通工具等等，是要摆脱通常学术研究的结构范式不可避免的与社会实践的必要距离，有意拉大和加深专业和城市互动的范围和接触。

当然，这种中国式的社会实践冲动不可能不感染和影响其它人和其它国家，引起连锁式的有关城市的思考。在双年展上也有相当数量的海外作品，有的是受到中国现象的鼓舞，有的则是批评式的。这些作品更全面地，在多个维度方向上提供了一种世界范围的不同城市问题的参照。深港两地的双年展将一直持续到三月中旬，可以告知观众的是，不要寄予希望在展览中可以获得专业人士、艺术家给出的城市问题和发展的答案，但却有可能被作品的（有各自理由支持的）乐观情绪所感染。换句话说，我们不再像过去，因为拥有目标而对城市满怀希望；如今我们对前景一无所知，我们满怀希望是因为我们将目光从茫然的未来中转移到了身边的人群和环境中，并从中看到了希望。